赵匡胤：华夏走向没落的第一罪人！

　　这些文人嘴巴上也常说爱国，不过这种爱国通常是要讨价还价的，要求社会把他们当二奶一样供养，吃香喝辣还得任由他们耍脾气。用今天的话讲，这叫“民主”、“人权”。此风蔓延到20世纪，毛 泽 东让文人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度过困难的几年，就免不了挨骂。南宋高宗时期有个李壁，曾注释过王安石的诗文，有点儿学问，也是主战派。高宗有次想让李壁出使金国，这鸟人竟被吓得在朝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尿了一裤子{屁滚尿流的成语就是由此而出}。哭着说：“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可见这些东西的无用与品质的龌龊。言行不一，知行分离是中国宋以后文人的特色{参见本书另一章节——知易行难知行分离的中国文人}。
　　这种恶劣的风气形成上行下效的时尚，在社会上迅速的传播。摇头晃脑即能博得皇上的欢心，谁还愿去边关杀敌立功？那多危险啊！有了这等好事人民便不再把保家卫国、从军杀敌，边关立功、万里封侯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民族整体在摇头晃脑中子曰诗云，在风花雪月中浅斟低唱；于卿卿我我，哼哼唧唧中滥发无病呻吟。吟诗作画，卖弄风骚成了士人们进身及第的资本。{此风一直延续到现代}就连只会踢球的地痞无赖高俅竟也能官至太尉，{引起国脚们努力向高裘先生看齐}可见宋朝社会的“宽容与平等”。赵匡胤用文官担任统帅，引导整个社会贬低军人，蔑视武将，成为军队丧失战斗力最致命的祸根，以至帅不知将，将也不知帅；将不知兵，而兵也不知将。中国人那种敢于将敌人打入地狱的英雄气概和如狮博兔的征战能力像微弱的火种等待岳飞的点燃。
　　赵匡胤军事上主要目的就是要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的首长必须由文职人员担任，而且战术单位的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这不仅仅是个人选的问题，从皇帝的用人制度上，人们看出了武人再没有了汉唐以来的让人们仰慕的地位。从高层到基层，武人都很难担任一把手了。汉唐以来的尚武风气，军队勇猛的战斗作风，从此衰落，再难恢复。尤其是汉民族无论男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刚烈雄风奄奄一息。
　　由于赵匡胤不光彩的“篡位”经历，{赵匡胤在心里留下了极大阴影而终生挥之不去}对于将军们拥有军队的实际控制力这一点非常忌惮，如果说‘杯酒释兵权’是赵匡胤为避免再次发生“黄袍加身”而作出消除隐患的“措施保险”，那么后来，宋朝政治体制的高度僵化则是宋太祖为了后世子孙不再面对下一个赵匡胤而设计的“制度保险”，用来彻底结束五代十国军人频频政变控制政治的局面。宋初将财政、军事、行政权力都从地方首长手中分解开，主要实质意义就是文武分途。而这个开创性的文武分途就决定了宋朝、岳飞和未来千年中华民族的命运。

　　至此，大宋王朝的特点已展现的淋漓尽致：把中华阳刚之美的英武之气尽皆去除，艰苦的军队训练和优势的装备不是用来打仗的；严格选拔的将领不是用来统兵的；文武双全的将领要受太监的调遣；全体文武官员在皇帝的表率下都做无所事事的食客，而且一定要互相牵扯，谁也干不成正事。平时咬文嚼字，卖弄文采，以附庸风雅为能事；整天价清谈漫议，风花雪月，浅斟低唱，在品赏女人的小脚上，在男欢女爱之类的卿卿我我上滥发豪情。而一遇国家危机却面面相觑，无一良策，继而土崩瓦解作鸟兽散，做不成逃兵俘虏便做汉奸。面对灭绝人性的侵略烧杀奸Y时，从皇帝到基层官员都不如一个普通农民敢于抵抗。政府官员历来是人民的榜样，大宋王朝的子民在如此恶劣的榜样带领下不入地狱，又去何方？
　　“多才多艺”的大宋皇帝们，往往在不该开仗时鲁莽开仗，不该和谈时屈膝和谈，把屈辱的条约当天条，把凶狠的敌人当亲爹。于是就有了：满朝紫朱贵，皆是读书人的启蒙格言。人民不再把行武从军，边关立功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这种残害民族的风气尤如瘟疫般荼毒中华一千多年。即使有岳飞，文天祥，袁宗焕，史可法等擎天巨柱,最终也难撑危局，遭致一而再，再而三的亡国几近灭种的厄运。宋朝实在是开创了华夏千年屈辱史的先河。日本就是窥透了中华皇帝们这些个小把戏才恶狠狠地扑了上来。宋末,明末、清末不能不说是为南京大屠杀搞得预演.

　　五、凤凰开屏般的浪漫文风
　　杨梅大疮般促使民族性格劣变的文风分析：鲁迅先生曾形象地形容某些事物：“凤凰开屏好看得很，可转过身来就只剩屁眼儿了。”在赵匡胤崇尚文人的国策指引下，宋朝浪漫萎靡的文风，犹如杨梅大疮般的泛滥，形成宋朝表面发达文盛实衰的国风。宋词的浪漫华丽举世瞩目，风靡全球。可这浪漫的国风却使武将们提不动刀、上不得马，一个个筋酥骨软，闻听敌情便风声鹤类，草木皆兵，继而望敌而逃。而文人们也一个个在卿卿我我，男欢女爱，投怀送抱，自我陶醉中做精粹的描写。这种文风，除了促进高度发达的妓院经济，引发人们做无病呻吟外，对民族的进步发展毫无用处。

　　低劣的人文精神与发达的科技折合成一个畸形社会：赵氏对商业和手工制造业的放松，造船业的异常发达，国家担保体制下纸币的发行，与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的文人群体汇聚成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繁荣的表象后面是民族斗志的丧失。浪漫的文艺与松弛的武备，奖励无能，喜爱腐败贪污之将领；导致宋军每战皆败，再无斗志。
　　清朝学者辜鸿铭认为，如果唐朝人是正统的中国人的话，那今天日本人更是中国人，因为日本人更像唐朝人。从文化的角度讲，日本人更多继承的是中国唐朝及其以前的文化。也就是说今天的日本人比今天的中国人更多、更好的继承了中国唐朝及其以前的文化。严复说：“究人心政术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为揪心。中国所以成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且不论，宋人所造什八九。”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中国学者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宋朝是一种萎靡腐败主导文化艺术的殿堂，说白了就是男性泡妞的天堂。宋代以降，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贞节看得越来越重，不仅没有君主娶再醮者，“乱伦”之事也不敢公开进行，但皇帝中却有狎妓的“瘾君子”。例如，宋徽宗听说京师名妓色艺双绝，第一次便化名赵乙，带了重礼，去烟花聚集地镇安坊。老鸨李姥见来客阔绰，立即安排李师师来见。但李师师却摆谱，等了许久才出来，而且出来后，她也淡妆不施脂粉，对客人不屑一顾。过了好一会儿才拿出古琴，弹起一曲《平沙落雁》。徵宗为之倾倒，但李师师始终冷面相向。第二次造访，皇帝亮出了身份，这一回李师师一笑百媚，弹了《梅花三弄》。徽宗自此不时派人送去厚赐，为了幽会方便，他还命人从皇宫挖了一地道通达镇安坊。皇帝的荒Y无度，由此可见一斑。大宋帝国的日薄西山，国将不国，也在情理之中了。

　　文风销魂烁骨，民风萎靡。可是，再多的富丽堂皇的宋词也难以掩盖整个社会的骄奢Y逸，靡烂透顶，更难以抵挡辽、西夏、金、蒙元对宋的杀戳与灭亡。当徽宗皇帝放着三宫六院的宾妃不用，非要频频从狗洞巡幸妓院去品尝李思思这道地方小菜，捭着李思思的三寸金莲做沉思状时，国防部长高太尉亲自在门口站岗……而边关的警报已千百次的警告这个糜烂透顶的王朝，金国铁骑就要血洗汴梁了。
　　在中国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对比中，宋朝是比较突出的。出于单纯追求安定团结的局面的考虑，赵宋不遗余力地推行僵化保守的政体，以稳定用来执政的国家机器的绝对性强大，同时，也在科举制度上和文化导向上极力加大对文化思想界的控制，由此催生了宋儒理学这一儒家的衍生物。而宋儒理学这一改变了原始儒家宗旨的学说，虽然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开创性产物，却形成了半宗教化的模式，它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点恰恰被赵宋当权者利用，成为对士人阶层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从此可以看出来，宋朝“守内虚外”的政体和汉唐两朝“人本”的政体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的，但是赵宋的这一“创举”恰恰奠定了明清两朝数百年的政治基础，形成了两朝政治体制的根源。有人列举了很详实的数据论述宋朝的经济（宋末财政收入一亿贯铜钱）要超过明朝的最繁荣时期（明末四百万两白银），甚至超过清朝最繁荣时期，但是宋朝的国土版图却是中华大王朝中疆域最小的，也是武功最弱和挨打最多的，还是大王朝中唯一放弃控制西域的。如果宋朝出现在清朝的历史阶段，现代中国就可能由于没有幅员辽阔的国防纵深而在历次的战争中被轻易击败，继而成为列强的殖民地。

　　宋以后的武将虽盔甲按剑，但往往垂首缩颈，灰头土脸，情绪不振。文官乌纱朝服，手执牙笏，却往往气宇轩昂，神采飞扬。这是宋代以后崇文抑武政策最直观的表现。
　　宋以前，文武根本就没有严格的分工。很多人既能横刀立马，追奔逐北，也能舞文弄墨，横槊赋诗（如曹氏父子）。纯粹的文职人员如儒生，总体上说来地位不高。皇帝要拿他们的帽子当夜壶，他们自己也不愿老死笔砚之间，时常怀有投笔从戎，作万里封侯的美梦。事实上，宋代以前武将出头的机会，比文臣多得多。这对当时社会价值观，有很大的影响。这种价值取向在唐代诗歌中表现的尤为充分。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杜甫 “健儿应斗死，壮士耻为儒”；李白“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甚至参佛的王维，也作出《老将行》那样充满尚武精神的名篇：“愿得燕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吾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尚武精神所主导的文风，才能造就“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奔腾畏蒺藜”的声势，才没有神州沦胥之祸。南宋以前诗词，言情之作很多，且大胆而坦白。香草美人，风骚正宗；郑卫之音，圣人不删。君臣朋友之际，多以男女寓之。南宋以后，则多假道学声。王国维曰：“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五代时期，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武将最跋扈的一个时期。八姓十三君篡僭相继，“你方唱罢我登场”，大都有武将背景。汉宰相杨邠尝云：“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这段被《旧五代 的话，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明确的价值观。
　　对于黄袍加身，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江山的赵匡胤来说，真应了一句话：革命成功之际，就是革命理论彻底失败之时。历史上再没有比他更猜忌防范武臣的了。他让石守信等人放弃兵权的那杯苦酒，至今还在我们民族的血管中发酵。既然贬退武臣，此消彼长，重用文士便理所当然了。“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说得何等坦白！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臣，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边防大帅，经略安抚，传统的武职，也由文士担任。

　　对有劫掠汉族传统的北方各民族，宋代前后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代以前，很少表现出恐惧。“犯天汉者，虽远必诛”，“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取富贵唯有大槊耳”,“气吞万里如虎”，“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奔腾畏蒺藜”，何等的自豪，何等的自信！而宋以后，则风声鹤唳，谈虎色变。长敌国志气，灭自家威风。宋代“六如给事”李邺所谓“金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是很有代表性的。明末人畏北虏更甚，什么“百骑不越城，千骑不越路，万骑不避镇”，“镇守战，原野撼；分守战，山谷断，守备战，溪岸眄”。高粱河、好水川、汴京、萨尔浒、松山之役可作铁证。
　　这种情况，是崇文抑武政策的直接后果。并非因为汉族人口体质下降，对方提高。汉军在人数、军事思想、器械各方面，一直处于优势，一旦武将杰出者获得独立指挥的权利，没有文臣和宦官的掣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潜力会充分发挥出来。岳家军抗金，不难以一敌百。朱元璋自东南定西北，更是万古一英雄。

　　宋以后重文轻武，一方面激发文士报国之心，爱君之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另一方面，也使其末流养尊处优，麻痹不仁。努尔哈赤曾嘲笑冬围炉，夏拥扇，出乘轿的汉官“如妇女之在闺中”，可谓妙于形容。确实，宋以后文官，越来越尊贵了，越来越娇养了，离人民也越来越远了。
　　唐代以前，宰相难得有轿子座。诸葛亮出祁山，坐单人小推车，曹孟德北征，立马碣石。宋代以后一个七品芝麻官，也要坐轿，甚至还要举“肃静”牌、洒盐水，鸣锣开道。明代有个服春药致死的大学士张居正，竟然坐三十六人大轿，吃喝拉撒、性交会客，都在上面！当年秦始皇坐辆马车，项羽、刘邦就垂涎三尺，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文官风光如此，何怪子曰诗云者，滔滔皆是。明代武将郭英之后郭勋，受文臣排挤，主持刊印《水浒传》，把苏轼打入“小人”行列，并借手诛文官且欲强占其妻的矮脚虎王英之口说“天下事都被大头巾弄坏了”，虽然是泄愤，亦颇中时疾。《红楼梦》中的“素王”薛宝琴“汉家制度诚勘叹”，不仅是对创立八股取士制度的明太祖而言，更是为创立崇文抑武家法的宋太祖而发。

　　据考证，东晋已有轿出现，但唐以前都是轿的雏形，当时叫肩舆。真正的轿是从宋朝可爱的官僚们坐轿开始的。从宋朝官员的乘轿，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文明发展的差异：
　　本来中国早在公元前两千六百多年就发明了战车，并一直在不断的改进革新中，从而拉动了中国各项科技的进展。轿子的出现，尤其是官员们把它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后，赵宋王朝不顾四周群狼环伺，耽于腐朽享乐之中。如此，官僚们自在了，权势和虚荣心也显示出来了，可千百年来，尤其到清代，中国非但没有进步{直到现在我们都造不出完全属于自己知识产权的汽车}，反而用长矛大刀去对付船舰炮厉的英夷，简直是又退回到了原始社会。
　　官员是社会的榜样，不乘轿时，官员或许还有思考国是的细胞；而一旦坐上忽忽悠悠的轿子，在鸣锣开道左右簇拥之下，除了思忖贪污腐化纵情享受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坐轿的官员们又能想象出什么高超的保家护国的国策来呢？且看北宋汴京陷落前那些可爱的大臣极具喜剧效果的表演，酷似八百年后的义和神拳：当时，金国铁骑兵临城下时，钦宗皇帝本来已经绝望，准备无条件接受金军的任何条件。突然，坚决主战的宰相将一位精通神术、类似今天气功大师的人物带到皇帝面前。这位大师镇定地告诉皇帝，他可以采用六丁六甲法消灭金军，生擒金国元帅。据他说，其方法是：挑选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男子，经过咒语训练后，就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灭金军擒金将易如反掌。半信半疑的皇帝，在坚信不疑的宰相臣僚鼓动下，终于决心一战。结果，到了大师指定的时间后，这些被寄托了莫大希望的六丁六甲神将们，非死即逃。大师也就手脱出危城，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壮丽如画铜墙铁壁般的大宋帝国京城就此陷落。